风险规避的基础范式，是从技术研发到应用过程的责任制度（包括社会道义责任、科学伦理责任和法责任）。
[201]为了解决语言概念的意义涵摄局限性问题，在条文设计上有两种选择：第一，引入一般一例外思维，在一般规则的基础上规定一系列特殊情况，并规定这些特殊情况自身的法律效果。这与第一种情形不同，第一种情形中所为的拟制，其目的还是为了维护罗马市民的利益。
[39]同注4引书，第385 -386页。[94]而君权在立法领域扩张的集中体现便是统一法典的编纂与颁布。[175]而仅就罗马私法而言，其乃是以一种有趣而复杂的结构获得发展：第一，关于私法的立法其实在罗马法中并不多见，尽管也有《阿奎流斯法》（ lex Aquilia）这样彻底改变罗马侵权法的私法性立法，但私法性立法总体上数量却相对稀少。[151]在斯多亚哲学看来，神即自然，同时自然也是理性与逻各斯。[47]同注29引书，第158-159页。
[159]不过罗马人心目中的自然法在原初意义上还只是一项隐喻性的概念（metaphorical concept），其隐藏于自然之中而需要人类用理性去发现。自戴克里先改革以来，罗马-拜占庭帝国逐渐由元首制向君主制转变，基督教宗教所神化的君权逐渐取代元老院与民众大会的权力，罗马-拜占庭帝国最终蜕化为君主专制国家，[100]帝国由法律统治着，而皇帝则是这些法律的制定者，[101]罗马皇帝自罗马元老院与罗马人民手中攫取了立法之权柄。正视这一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充分的规范主义建构，将在新时期民族法制的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9]如今对于法制貌似矫枉过正的强调，实为一种促进传统政策单核主义发展为法律-政策双核主义的肯定性纠偏，而非基于零和博弈的二选一思维对政策路径的简单扬弃。然而即便是这类专宠条款，其实施程度也差强人意。在传统法理学和立法学上，其被表述为宪法性法律。[7] 如2015年3月，山东莱芜发生一起机动车与切糕贩卖车相撞导致一整车切糕损毁的事故。
是故虽然宪法的间接实施系目前我国立法理论和实务的主流，但由此引出所谓的宪法停止论却显然是有失偏颇甚至是相当危险的。无果，包工队负责人召集大批老乡，带着小白帽，在政府门前静坐示威。
问题是，工程结束后，包工队来到政府索账，金额远远高于市场报价。综合传统的一揽子实施制度的基础价值和化整为零单项实施进路的实践优势，笔者认为，应对宪法实施从单核模式向双核模式的时代转变给予充分重视，且具体宪法制度的实施探索在现阶段无疑更具现实可操作性。[23] 参见任喜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理论研究》，《当代法学》2012年第6期，第12页。其中，几个一条一权的宪法条款尤值重视，因为在现行宪法总共138个条文中为某个自治权专辟一条的规范待遇本身就彰显了立宪者的重视程度。
在地方层面，作为级别最高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区的小宪法自治条例长期阙如的问题亦由此走到前台。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10月28日所作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则进一步提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不过在我国，这种单核进路恐怕至少应作如下两个方面的反思：一是在理论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探索性决定了我国多样的具体宪法制度尚未完全定型，仅仅聚焦一个统一实施制度的构建不仅会放大这种不稳定制度的张力，而且难以全面回应诸多具体宪法制度实施需求的众口难调。[15]然而，即便是间接实施，目前宪法中民族规范条款的落地仍面临诸多困境。
而七八宪法第38条虽然延续了自治机关=人大+革委会的规定，但第37条却将革委会限缩为地方人民政府，因此实际上是人大+政府的二元结构。不过，在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前述问题至少在顶层设计的层面已经有所突破。
第三，在民族法制的研究方面，虽然相关成果汗牛充栋，但仍基本笼罩在泛政治话语之下，热衷于将党和国家政策的重言和背书简单等同于对民族法律条款的内涵诠释，法教义学的实质缺席冲淡了当前民族法制研究的法学味道，放大了相关民族法律规范的适用困境，更削弱了法制对新时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民族事务解决方案建构的决定性效果。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长期以来，我国学界针对宪法实施这一重要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富的成果，不论是从抽象层面上对宪法实施价值和意义的论证，还是从微观层面上对契合我国国情的宪法实施具体制度的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实施机制的理论探求已然初具规模。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而在2011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中，《民族区域自治法》则被明确定性为宪法相关法，即与宪法相配套、直接保障宪法实施和国家政权运作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调整国家政治关系，主要包括国家机构的产生、组织、职权和基本工作原则方面的法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方面的法律，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安全、国家标志象征方面的法律，保障公民基本政治权利方面的法律。以民族区域自治法制为例，其直接的规范依据在于《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10]该法与宪法的紧密联系可见一斑。由上，本文欲以民族区域自治法制为例管窥具体宪法制度的实施问题，依据有三：一是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民族区域自治具有较高的制度地位和充沛的中国特色。
[10] 许元宪：《论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立法的指导作用》，《当代法学》2006年第4期，第114页。第三，宪法中民族规范的实施不仅强调中央立法的配套落实，更要求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协同发展。
然而与国家顶层设计的重视与宪法学界的研究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宪法实施机制在实然建构的层面不仅迟迟未能呈现重大、实质性的突破，反而与之休戚相关的宪法的司法适用等制度尝试还曾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法治实践中遭遇挫折与反复。[18] 参见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83页。
[8]总之，对于民族事务治理而言，法律和政策作为制度实施路径均必不可少——毕竟探戈需要两个人来跳。因此，针对前文提出的种种实施困境，除了延续间接实施的基础上完善配套规范的建设并提升其实施效果的立场，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继续探索具有普适性的基础实施制度促进相关规范的直接实现，这在理论路径上主要寄望于宪法的解释和修改。
[24] 总之，现阶段倡导以民族区域自治法制为代表的具体宪法制度的个性化实施制度的构建并不意味着对普遍实施机制的摒弃，反而需要两类不同面向的实施机制通过确立彼此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最终形成促进宪法实施的合力。对于这句看似平淡无奇且颇有些口号意味的表述，2014年12月配套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则更加鲜明地阐释了个中深意：要依法妥善处理涉及民族因素的问题，坚持在法律范围内、法治轨道上处理涉及民族因素的问题，不能把涉及少数民族群众的民事和刑事问题归结为民族问题，不能把发生在民族地区的一般矛盾纠纷简单归结为民族问题。在小组讨论环节，一位来自中部某省的民委主任讲述了这样一例案件：一个来自西北某省的回族包工队在未和当地政府签署任何合同的情况下，打着政府的旗号私自到农村修建水泥路。[17] 具体可参见司马义·艾买提：《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2006年12月27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7年第1期，第128-129页。
三是《民族区域自治法》这一核心规范及相应的配套性立法为从法律层面探讨该宪法制度的实施问题提供了相对充实的文本抓手。如，2015年3与15日修改的《立法法》第72条和第82条参照设区的市立法权改革，分别赋予30个自治州人大及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政府制定地方政府规章的权力，不仅使自治州获得了与五大自治区相一致的一般地方立法权+自治立法权的二元立法权结构，更在相当程度上对《宪法》第115条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宪法第三章第五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的贯彻和落实。
而无论从规范位阶还是效力位阶来看，后者无疑更值关注。司马义·艾买提：《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2006年12月27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7年第1期，第127页,。
其他宪法民族条款亦被大量下位立法所发展、贯彻和落实。有学者亦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其名称由宪法规定的唯一的基本法，也是除宪法外写有序言的第一个基本法，还是援引宪法条文最多的基本法。
另一方面，《宪法》第122条将帮助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主体定位为国家。而对于后者，由于其本质上属于法律问题，民族性因素在其中仅扮演非结构性的附加角色，因此必须强调以法律为解决策略的核心路径。五四宪法的这一缺陷一直延续至今，在现行宪法中，除了针对全体少数民族的条款外，涉及散居少数民族问题的仅有第99条和第107条，而这两个条款均是针对散居少数民族的特殊组织形式之一——民族乡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均有限。但随之而来的追问是：作为自治机关的人大中是否包含人大常委会？作为帮助照顾主体的国家又究竟所指为何？其与《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上级国家机关的逻辑关系又为何？对于第一个问题，从五四宪法的未明确到七五宪法的三元结构再到七八宪法的二元结构，[11]再结合《民族区域自治法》第4条的相关规定，基本可得出肯定的回应。
这种进路的理论和制度价值当然是毋庸置疑的。据此，传统意义上一概敏感的民族问题被进一步解构为民族政治问题和民族法律问题（即所谓涉及民族因素的法律问题）。
后来，政府惧于事态扩大，不得不答应包工队负责人的无理要求。全面恢复和落实被十年文化大革命和之前左的错误破坏的包括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内的各项民族政策。
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莱芜切糕事件仅是涉及民族因素的民事问题，而莱芜有关部门在依法妥善解决事件的过程中秉承了中央顶层设计的精神，并未简单认定为政治敏感的民族问题，而是严格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做出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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